乐景推开门, 店门临街，热闹喧嚣。
这是比影视作品里还要真实的上个世纪的风景。
无数“骆驼祥子”汗流浃背地拉着黄包车在街上穿行，小贩挑着东西沿街叫卖，穿着统一制度的工人背着布包行路匆匆, 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坐在早点铺里狼吞虎咽……
每一帧，每一个镜头，都充满了影视作品里没有的红尘烟火气。
这里是1938年。
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黑暗, 愤懑, 抑郁的年代。
而他现在身处马来西亚。一个挨着华夏这个庞然大物的小国家。一个目前来看，相对和平的国家。
然, 覆巢之下, 焉有完卵？
再过三年多，于1941年12月8日, 日军将正式对马来西亚发动侵略，史称马来亚战役。战争持续了一年多，以日军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从此以后数年, 马来西亚就处于被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乐老板！早啊！”一名拎着公文包，西装革履的中年人走进店里，对坐在柜台处的乐景热情的打着招呼。
“李先生, 您这是上班？ ”
李政, 《大公报》驻马来西亚记者, 自前几日, 从乐景这里买了一本《悟空传》后, 两人慢慢熟络了起来。
谁知李政却说道：“我要回国了，我是来跟您告别的。”
乐景疑惑问道：“为什么走的如此突然？我记得您之前说过，您才刚来马来西亚两个月。”
李政沉默了一下，再次开口时眼睛里已经有了泪光：“半个多月前，一位叫做司迪尔的美国人在美国的《芝加哥每日新闻》上刊登了题为《日军杀人盈万》的新闻，首先向世界揭露了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残暴罪行。”
“司迪尔先生在新闻里写道……”他闭了闭眼睛，脸颊多了两行清泪，“‘地狱般的四天’是对南京城‘围城’与‘陷落’的最合适的形容与写照……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300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这种疯狂的场面，在南京陷落后的这几天，已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景象。””
乐景也沉默了。
南京，注定是中华民族永远忘不了，也绕不开的一道伤疤。
这是一个民族最屈辱的时刻。也是这个名为中华的国家最屈辱的时刻。
军队节节败退，国都覆灭，人民如羔羊，任敌人取乐砍杀。
五千年的风华，五千年的傲骨，就这样被人轻易折断。日后，哪怕他们花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重新站起，可是那份屈辱，那份伤痛，将永远烙印在民族的记忆里，民族的历史里。让后世子孙，满含热泪，不忍卒读。
日后人们提及南京，不会说江南风华，秦淮烟云，他们只会想起那场惨无人道却不能遗忘的大屠杀。
李政响亮地哽了一下，嗓音颤抖，几乎说不出话来：“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屠杀中国人，而这件事却被一个美国人记录了下来，刊登在了美国的报纸上。如果没有司迪尔先生，我们甚至都不会知道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捂着脸，终于哭出了声：“我感到很羞愧，我是记者，我是中国的记者！我却不能让这个国家的人民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他抬起头，双目赤红，哽咽着说道：“我要回去，我要回去，我要把日本的一切罪证都用我的镜头记录下来，我要告诉人们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怎么样的战争，我要告诉全世界的人——我们中国人不是孬种！不是东亚病夫！”
乐景凝视着李政，他是他的前辈。看着他，他仿佛看到了方大曾①，曹聚仁②，孟秋江③，胡济邦④……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为了心中的那一腔热血，义无反顾奔赴战场，用手里的镜头给予后世子孙一份真实的历史。
他在后世从没有听说过一位叫做李政的记者。或许是两个时空的差异性，或许是他被埋入历史的云海，或许是他后来背弃了理想，更或许是……他默默无闻死在了新世界黎明之前。
但无论他最后迎来的是怎么样的结局，乐景都由衷的敬佩他这一刻的勇气。
什么是记者？
记者是时代的守夜人，是吹响时代的号角的人。
可是在乐景生活的21世纪，他已经很难找到像李政一样具有如此新闻理想的记者了。
身为一名前记者，乐景太清楚这个行业的现状了。
工作累，工资低，福利低，风险高，年轻人抱着新闻理想进来，然后等到被社会的阴暗磨平心中的棱角和热血，他们就要么转去了新媒体等来钱快的行业，要么就成了难得糊涂的社会老油子。
所以，前几年当一名记者去采访一名高考状元时，面对状元想要填报新闻志愿的想法时，该记者才会极力劝阻。
因为，时代变了。
在新媒体这个吸金的庞然大物的冲击下，在记者廉价的工资和福利之下，2017年，中国的在册调查记者只有175人，传统媒体调查记者只有不到130人。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是306人。
175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1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他们与之战斗的，是这个光明国家身下的庞大阴影。
报道了三聚氰胺的简光洲2012年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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