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曾向世界各国宣称朝鲜为一独立国，在此次交涉中当然也向各国表明决不损伤该国的独立。因此，此次劝告该国改革内政，在表面上自然不能采用过于粗暴的方法。正当欧美列强注视我国政府将对朝鲜施行何种计划之际，如果我国稍有失误，势必陷于四面楚歌的险境。所以劝告朝鲜政府改革内政时，也必须特别注意内外形势，处理每件事务皆须宽猛相济，不失时宜。因此，所取手段有时不死缺乏灵活敏速；同时对朝鲜这样积弊如此严重尚不省悟，因此自身并不感到有改革的必要的国家，由他国劝告其改革，恰如用年久失修的堤坝，堵防滔天的洪水，难免刚刚堵住这里，那里又决口泛滥。由我国政府所怂恿的改革案，尽管精神是一贯的，但在形式上却不得不时常加以改变。这个事业如果只是日朝两国之间的问题，丝毫无须顾虑他国意见时，则不论任何困难当可毫不费力地得到解决，可是朝鲜问题，由于从来在习惯上其名义虽以朝鲜为主题，但事事物物常发生不能不斟酌列强意向的情形，这种情形动辄成为这个事件的客题。由于主客之间的关系很难协调，又因主客的重要程度也非常悬殊，因而作为主题的朝鲜问题，反而有时不得不在中途撒手，往往功亏一篑。简言之，从双方互派委员的谈判决裂、我国政府声明单独承担朝鲜内政的改革以后，其所以至今尚未完成此项事业，无非由于上述的原因。”
“乾国府政特别是李绍泉，后来逐渐察知我国政府的决心以后，似乎非常惊惶，因而千方百计想阻碍我国干预朝鲜内政，乾国虽然已向我国声明朝鲜变乱已告平定，但似乎感到此事仍有未妥，忽又电令袁蔚霆责问朝鲜政府：‘朝鲜政府虽自称贼乱业已平定，但尚有无数乱民逃遁无踪，贼魁犹未擒获，以云变乱平定，谁实信之？无怪他国以此为借口，断不退兵；此时宜速合乾朝军队，进剿残贼，表明肃清祸乱之实，以廑宗朝忧念，并防他人之借口。’还有驻扎平壤的乾国将领叶志超，为讨伐残贼向朝鲜内地派出一部分部队时，曾受到朝鲜地方官的百般阻挠，因而深感不满，曾从驻地致电袁蔚霆：‘韩廷讳疾忌医，惧日兵甚于内贼，不论与彼协议何事皆无结果，若放任之，则良莠无别，剿匪之功难期，希与韩廷严谈。’袁接电后曾立即照会朝鲜政府，朝鲜政府仅仅冷淡的答复说：‘贼匪已告平定，不烦乾国援军。’而拒绝了乾国增派援军。这正如乾国将领所推测的，朝鲜政府现在已不怕内乱，只怕日本军队。唯恐因乾国军队进入内地，日本军队亦必效尤，以致在其国内发生悲惨的战祸，因而采取了首鼠两端的办法。这固属弱国惯技，但也是朝鲜政府仍未觉悟由于当初政策上的失误，妄自乞求外援而终于留下这一祸根。此外，传闻驻东京汪公使此时曾电告李绍泉，其内容大致是说：‘日本之干预朝鲜内政，以朝鲜不能自治为词；倘由我切劝朝鲜国王，立即改革内政，日本即欲寻衅，亦无其道。’综合以上情况加以参证，足可窥见乾国内情之一斑。”
“日乾两国首轮谈判决裂后，我将我国政府预定采取的政策概要全部训示予大鸟公使；并将经内阁会议通过的朝鲜内政改革方案，以密令发交大鸟公使，其大意是：‘日本因尊重朝鲜之旧谊以及顾全东亚大局，首先与该国缔结修好条约，并对各国宣布朝鲜为一独立国。然而朝鲜墨守成规，积弊不除，以致内乱频仍，独立自主的基础遂告瓦解，屡屡累及邻邦，且有扰及东亚和平之虞；我国不论在邻谊上或自卫上，均不能袖手旁观。故劝告该国政府迅即设法改革弊政，发挥独立自主的精神，永远维持王国的光荣，以图长治久安之计……’”
日本，东京，御花园。
明治天皇缓步走在草坪上，身边的伊藤博文亦步亦趋的陪着，但始终保持着距离。
“真的要和乾国开战了吗？”明治天皇停下了脚步，问道。
“是的，陛下，乾国一再拒绝帝国政府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提议，事态已然无法挽回。”伊藤博文恭敬的回答道，“民间对乾国的愤怒已经达到了顶点，帝国政府如果不顺应民意对乾国采取行动，很可能会发生谁都不愿意见到的事情。”
明治天皇听了伊藤博文的回答，猛地转过身来，紧盯着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垂首而立，并没有抬头。
“朝鲜的两班贵族流亡者在日本虽多，但带来的压力并不是那样的大吧？朝鲜在袁蔚霆的监督下进行的内政改革，虽然激起了朝鲜国内守旧势力的反抗，但对日本的影响并不大，政府为什么要以这件事为借口向乾国开战呢？”明治天皇问道。
由于袁蔚霆在朝鲜厉行改革，逼迫朝鲜国王下达“分班令”，严厉缩减两班人数，以扩大政府税源，使朝鲜百姓分到被两班子弟霸占的土地，结果激起了两班的强烈反抗，对此袁蔚霆以驻朝乾军和朝鲜新军为主力，对闹事的两班进行了强力镇压，失败的两班子弟则大量逃亡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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