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学党的势力日益强大、朝鲜官军到处溃败、乱民终于攻陷全罗道首府等消息传到我国时，全国报纸争相登载，舆论骚然。有人认为朝鲜政府的力量决不能弭平此乱，我国应以邻邦之谊派兵平乱；有人认为东学党要将呻吟在朝鲜政府暴政下的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是真正的改革党，应该加以援助，使其达到改革弊政的目的。特别是平素反对政府的政党政客，乘此机会，认为有利于发动政治攻势，使当局发生困难，便不断鼓动舆论，极力扩大战争气氛。当时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正在国内休假，不在任地，但临时代办杉村濬曾任驻朝鲜日本外交官有年，熟悉朝鲜国情，所以政府相信他的报告。据杉村5月间的迭次报告：‘东学党之乱，为朝鲜近来稀有的事件，但还不能认为这些乱民具有足以使现政府倒台的力量；根据乱民前进方向看来，将来为了保护我国公使馆、领事馆及侨民，或需我国派遣若干军队前来亦难预料，不过目前不仅汉城，即釜山、仁川等地亦尚无此种忧虑。’因此，我国政府认为此时商议出兵，未免稍嫌过早。但对于经常紊乱的朝鲜内政，以及动辄逸出常规的乾国外交，则不能不预筹对策。我便密令杉村密切注意东学党的动向，并仔细观察朝鲜政府对东学党采取何种措施，以及朝鲜政府与乾国使节之间的关系。”
“此时我国议会正在开会，如往常一样，众议院中反对派占多数，虽然发生种种争论，但政府还是极力容忍，力图避免冲突。及至6月1日，众议院通过谴责内阁的上奏案，政府不得已采取最后手段，奏请颁布解散议会的诏书。次日，在内阁总理大臣官邸召开内阁会议，适接杉村来电报告朝鲜政府已向乾国政府请求援兵。这确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问题，如果默视不顾，就将使日乾两国在朝鲜已经不平衡的力量更为悬殊，我国今后对朝鲜的问题就只有听凭乾国为所欲为了。而且国际公约的精神也有遭到破坏的危险。因此，我在当天的会议开始后，首先将杉村的电报给阁员们看过，同时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乾国确有向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不问其用任何名义，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备不测，并维持日乾两国在朝鲜的均势。’阁员们都赞成这个意见。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彰仁亲王殿下及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参加会议。二人到后，立即对今后派兵赴朝问题作出秘密决议；内阁总理大臣随即携带此项秘密决议和解散议会的内阁决议进宫，循例奏请天皇裁夺施行。”
“政府向朝鲜出兵的计划既已决定，我立刻命大鸟特命全权公使作好随时返任的准备；同时又与海军大臣密议决定：使该公使搭乘‘八重山’号军舰，在该舰附载若干海军陆战队；并请训令该舰及海军陆战队一律听从该公使指挥。另由参谋本部密令第五师团长，由该师团中抽调若干部队作好紧急出兵准备，待命开往朝鲜；又密令船运公司等征集船只和军需品，在急遽之间很快的作好了各种安排。此项计划因属外交及军事上的机密，社会人士自然无从臆测。反对派不知政府的计划已经进行到如此程度，因而不断在其机关报上，或派人到处游说，鼓吹向朝鲜出兵为当前的急务，并猛烈攻击政府的因循误事，以暗泄解散议会的余愤。”
“政府的计划虽已决定，但在实地执行上则必须临机应变，以期不误国家大计。因此，政府经过慎重审议后，确定了如下的方针：即日乾两国既已各自派出军队，何时发生冲突虽然未可逆料，如果发生战争，我国当然要倾注全力贯彻最初的目的，但在不破坏和平的情况下，应尽力保全国家荣誉，维持日乾两国的势力均衡；其次，我国尽可能的居于被动地位，事事使乾国成为主动者；且每当发生此种重大事件，根据外交惯例，在第三者的欧美各国之中必然会有支持一方和反对一方的情形，除非事势万不得已外，必须把事态严格地局限在日乾两国之间，应极力避免和第三国发生纠葛。上述方针最初是伊藤总理和我两人熟思商定的，特别是伊藤总理的意见居多，当时阁员也都表示赞同，并经天皇裁可，所以在日乾两国交战中，我国政府始终努力贯彻这一方针。”
“我国政府既抱有如此决心，而对方的乾国政府是否具有与我同样的决心，是很值得怀疑的。日乾两国在朝鲜的权利之争，由来已久，这里无须详细叙述。至于日乾两国在朝鲜都想维持其各自的权利，则大有水火不能相容之势。例如，日本始终承认朝鲜为一独立国，力图割断乾朝两国间一向存在的暧昧的宗属关系；相反的，乾国则企图以往昔的关系为根据，向世界表明朝鲜为自己的属邦。实际上乾朝关系，尽管在宗主国和属邦关系上缺少普通公法上所确定的必要因素，但是乾国至少在名义上也认朝鲜为乾国的属邦。尤以明治17年（西历9084年）汉城事变以后，乾国在朝鲜的势力，确有很大进展，但是，贪得无厌是人之常情，不论个人或国家都是一样。对于既得权利，总想扩大，永远不会满足。乾国虽自称和朝鲜有宗属关系，但朝鲜本身似乎也不甘心作一个彻头彻尾的属邦；何况又有一个虎视耽耽的东邻强国一再从中破坏，乾国政府想方设法要拔掉这个眼中钉也是很自然的。当时乾国官员当中的很多人都渴望达到这个目的，确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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