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怀有极大的好感，他认为，“普鲁士是德意志民族中，宗教改革、商业进步、自由宪政的典范，也是正统的德意志王国中最大的代表，其舆论自由和人民参政权的普及远远优于其它德意志国家。”这一判断是真是假先不论，问题是对一个国家内政的评价不能成为对其外交政策的基础。不管普鲁士奉行何种政体、推崇何种意识形态，法国只能根据两国间的力量对比、利害关系与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来制定对普鲁士的外交政策。政治家不是知识分子，应该明白那些有关主义、信仰、国家与民族情感的“滔滔不绝的谈论……并不比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年的月下幻想更有价值。”不仅如此，而且拿破仑三世还继承波拿巴家族的传统，以反对奥地利和打破维也纳体系对法国的封锁和遏制为己任。事实上，这两点都判断错误。奥地利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德意志联盟更是一个防御性的体系，而且只要奥地利在德意志联盟内部保持领导地位，法国东部边境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证。由于德意志联盟的松散性，法国也可以保持对联盟内的其它中小邦国的影响力。奥地利在传统上享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哈布斯堡家族自古以来一直把持着“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在德意志中小诸邦中享有极高的威望。它和以巴伐利亚、萨克森和汉诺威等为代表的中等邦国是反对普鲁士扩张的现实阻力。
普鲁士王国四分五裂的国土，本来是普鲁士主导德国统一的巨大障碍而非助力，普鲁士以捍卫其长期扩张而获得的四分五裂的领土为基本国策。如果普鲁士安心于德意志联盟框架的安排，那么德国的统一便会遥遥无期，甚至胎死腹中。因此外交大师俾斯麦处心积虑地要摧毁这一框架，拿破仑三世却不自觉地助了俾斯麦一臂之力，促进了德国的统一。
德国的统一有民意基础和经济基础，也是大势所趋，法国单独去阻遏这股历史潮流实非明智之举，也超出了法国的国力，拿破仑三世的徘徊观望并非毫无理由。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反对德国统一的立场上法国并非找不到同盟者，而且最后的结局却是法国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孤军奋战与普鲁士决斗以阻止这一趋势。拿破仑三世如果能够洞察历史趋势的话，他本来可以将计就计，借力打力，因势利导地安排法国的国家战略，利用普鲁士的主动作为，来促进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在欧洲近代史上，“德国的统一”与“法国获得自然边疆”，是外交矛盾之源。法国获得自然边疆或者掌控欧洲其他法语地区和德国的统一同样具有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理性，并无道德高下之分。民族统一固然是“正义”的，但国家的安全与欧洲的平衡同样也是“正义”的。本世纪民族主义虽然是民间的潮流，但远未是各大国掌权者的共识，当时各大国掌权者的一般信念是“有权力者方有权利，弱者只能勉力顺应强者之见”，“弱小国家必须为了（欧洲的）政治平衡而自我克制”。维也纳会议便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重建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国界的划分只考虑维持欧洲大陆各大国的势力均衡而完全不顾民族自决和民族统一的原则。因此对于法国来说，在欧洲大陆的优越地位，不必拘泥于摧毁维也纳会议的某某条约，任何条约在武力面前只是一张废纸，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武力掌握在何人的手中以及是否具有使用武力的意志。要吞并欧洲讲法语的地区也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象英国虽然一贯反对任何军事强权掌控低地国家，但如果没有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充当英国的打手，英国无法单独组织反对法国的行动。拿破仑三世屡次希望以召开欧洲大会的形式来获得列强对他吞并企图的认可，却不知道所谓的外交会议或者国际组织一贯只是追认既成事实，而绝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行动。言语会发出声音，但行动会发出更大的声音。对于法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极为重要的地区难道要坐等对手送上门来？如果法国本身有能力攫取和保有这些地区，又何必需要得到对手的承认？拿破仑三世见不及此，对莱茵河左岸地区、对比利时、卢森堡和其他法语地区念念不忘，因此在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屡次被对手诱惑，屡次判断失误，屡次坐失良机，没有能够成功地为法国谋取对等的国家利益。
当然绝对不能说拿破仑三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损害法国的利益，他的确是在殚精竭虑地追求法国的荣耀、扩展法国的利益和维护本身的统治。有人曾一言以蔽之说明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人格——“其脑中想法增殖之快，有如一窝窝兔子。”问题出在他那些极富创意的想法之上没有一个更高更强有力的中心思想作为依归。与普鲁士的俾斯麦相反，拿破仑三世缺乏的不是实力甚至也不是智慧，他缺乏的是辨明国家利益轻重先后的判断力和为实现一个目标锲而不舍的决断力，他缺乏的是洞察国家间利害关系和外交权力结构的能力。这部分与拿破仑三世的个人修养和家族恩怨有关，部分也是法国地理环境和历史恩怨纠葛复杂的结果。但法国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恩怨纠葛再复杂也没有普鲁士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恩怨纠葛复杂，对比俾斯麦的明智和冷静，拿破仑三世本人不得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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