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罕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想象中的被祖国拥抱的幸福：
“当我们溯江而上遥望故土时，曾幻想着热烈的欢迎在等着我们，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拥抱我们！……想像中的欢迎，使我们越发激动。”
然而，现实却是：
“船头划开江面平静而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舷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押送我们去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本省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袭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业未成而强迫返回家乡。
“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对我们的招待。”
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留学生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他们背叛了帝国的文化，背叛了帝国的传统意示形态，他们是“思想犯”，是“洋鬼子”和“有害于社会”以及“无益于国家之人”。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
在经济上，大多数留学生月薪只有四两银子，当时一个道台的年薪则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薪水之微薄，令留学生们生活困难。蔡廷罕说：“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之前的花销，是否按之前约定的补贴，政府更不予理会了。”
政治上，留学生们也深受政府“虐待”，毫无社会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自然是不敢奢望，家里为留学生支付的花费当然也不会报销，除此之外，留学生还必须接受政府的严厉监管，曾有留学生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谋生，结果被朝廷下令通缉。《申报》曾如此描述留学生们的处境：“他们的薪水还不如西方商人的侍者，对他们的监管比囚犯还严厉。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
一位叫做罗勃特的美国人当时所观察到的与《申报》的描述一般无二：“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见到一个名叫黄开甲的留学生一面，因为他负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们被乾国官方视同罪犯，对这种侮辱，使他们全体愤概不已。在留美期间，他们对文明社会已深切体会。也许，乾国政府召他们返国正拟将开明的种苗拔除，则此实为自取败亡之举……”
留学生们则发出了这样的哀叹：“我们是易于摧毁的，我们没有天赋的忍耐，我们似新生的树苗，由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移植到无知迷信的荒漠，我们不会成长，只会渐渐枯萎……”
但性情爆烈的蔡廷罕不甘心于这样的命运。
他在一个意大利传教士的帮助下，来到了热纳亚，继续他的求学生涯。
虽然他的行为并没有引起官府的太多注意，但由此他却再也不能得到家里的资助了。
而现在，一切都已走到了尽头。
这样过了有一个小时，他听见有人敲门。
“进来！”他大声喊道，手并没有停下来。
“蔡廷罕先生！”特丽莎太太有些气喘吁吁，隔着门槛瞪着他，“你究竟在干什么呀？”
他转身看着她，仿佛在竭力回忆她是谁。
“系主任怎么办？他可一直在等着你呢！”她惋惜道。
“噢，对了，我忘了。”
“怎么？你……忘了？”
“是呀。”他的语气中透着不解，反倒惊讶于她的大惊小怪了。
“哎！我只能说你是活该！”她激动地说，“你真是咎由自取！毕业典礼四点半就要开始了，你想主任哪还有时间会见你？”
“我马上就去，特丽莎太太。”促使她这么做的真正原因不单单是好奇。那是她的一块心病：她担心校委会撤销对蔡廷罕的处理决定。
他走进大厅尽头的洗手间，她则站在一边看。他洗了手，把蓬松的直发整理得有了点样子，然后走出来，上了楼梯。这时她这才意识到他要离开。
“蔡廷罕先生！你该不会就这样出去吧？”她指指他的衣服，喘着气说。
“怎么不行？”
“他可是你的系主任哪！”
“特丽莎太太，他不再是我的系主任了。”她着实吃惊，他说得若无其事，好像他很高兴似的。
热纳亚理工学院矗立在一个小山包上，那圆齿状花边雉堞的围墙像是给山下延伸的城市戴上了一顶王冠。学院如同中世纪的堡垒，拦腰嫁接了一座哥特式大教堂。叫它堡垒，可真是名副其实：结实的砖墙上有几道狭缝，其宽窄仅够安置岗哨，城墙后面可供守城的弓箭手作藏身之用，拐角的塔楼上可以往下泼撒滚烫的油——从而攻击入侵的敌人——假如这种紧急情况真的出现的话。大教堂高踞其上，闪耀着丝带般的光辉，犹如一条脆弱的防线，要去面对它的两大敌人：阳光和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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