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因为许多贸易都是经过北海和比斯开湾波涛汹涌的海面运输来进行，而且也因为远洋渔业已成为营养和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促使造船工业建造坚固（即使速度还慢，且嫌粗糙）的船舶，以便能运载大量货物并能利用风向航行。虽然在一个时期船只加大了帆、桅杆和尾舵，因而变得更加灵巧，但北海的‘小船’和后来取代它们的船舶，可能没有像定期往返于东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轻型船那样给人以深刻印象，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们将具有特别的优势。”
“这种分散的、主要是不受压抑的贸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场发展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这种经济发展。这并不是说市场势力的兴起没有使许多当权人物担心。封建主们怀疑城市是异端的中心和农奴的避难所，经常试图削减其特权。像其他地方一样，商人常遭抢劫，他们的商品被盗，财产被占。罗马教皇对高利贷的看法，对赢利的中间人和放债人的厌恶，在许多方面与东方大陆帝国的孔子学说发生了共鸣。但基本事实是，在欧洲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由于它改变了发展的进程而造成某一特定工业的兴起或衰落，在基督教改革时代欧洲政治分裂的环境下，要使每个人都承认教皇把海外世界划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更难想像禁止海外贸易的命令（如中土眀朝和幕府时代的日本所颁布的命令）会取得什么效果。”
“事实是，即使别人在掠夺和驱逐商人的时候，欧洲总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贵族愿意容忍商人及其行为方式，如受压迫的犹太商人、破了产的佛兰芒纺织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诺教徒，迁移时都随身带着他们的专门技艺。一个莱茵兰的男爵因对商旅过度征税而发现，商路改到别的地方，他的收益不翼而飞了。一位赖债的君主，在面临下一次战争威胁并急需资金去装备他的陆军和舰队时，很难再借到一笔贷款。银行家、军火商人和手工工匠都是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不是敲边鼓的。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场经济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国内秩序和非独断专行的法律制度（甚至也对外国人提供），并以税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长的商业利润的一部分。在亚当?斯密创造出准确词句以前很久，西欧某些社会的统治者就已默认，‘为了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轻税和宽容公正的政府以外，就不再需要什么了……’有时那些较少洞察力的领导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君主或法国一个偶尔上台的波旁国王，企图杀掉下金蛋的鹅，但结果便是财富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衰退。”
“可能导致政权中央集权化的唯一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火器技术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以致所有敌人都被压垮或慑服。在三个世纪前欧洲经济和技术发展速度加快的同时，大陆的人口从黑死病的打击下刚刚恢复过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正在欣欣向荣，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如前所述，正是在这一相当长的时期内，‘火药帝国’在其他地方确立起来。俄罗斯、德川时期的日本和莫卧儿的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它们说明大国领袖一旦掌握了火器和大炮，就能迫使所有的对手臣服，这样的一些领袖的确能使大国改变形象。”
“此外，因为新的作战技术较多地发生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一支竞争力量都可以接触新的军事技术，所以没有一个政权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例如，瑞士军队和其他雇佣兵都准备为任何能够付款的人效力。没有独一无二的生产弩机的中心或生产炮的中心，不管是早期的铜炮或晚期较便宜的铸铁炮。这些武器可以在接近森林地带矿床的地方，如中欧、马拉加、米兰、列日，后来在瑞典生产。同样，造船技术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各个港口的传播，使一个国家极难垄断海上实力，这必然有助于防止征服和消灭座落在海那边的武器生产竞争中心。”
“那么，如果说欧洲分散的国家体系是集权化的巨大障碍，那就不是同义语的重复了。因为存在着许多竞争的政治实体，它们大多具有或能够购买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手段，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称霸大陆方面取得突破。军事实力的均势迅速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变化。为解释这种变化，必须再次说明欧洲权力的分散。首先在城邦和随后在较大王国之间进行的原始形式的军备竞赛产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将要产生什么。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社会经济根源。既然意大利交战的军队不再由封建骑士及其侍从组成，而是由商人支付和特定城市的行政长官监督的长矛兵、弩手和骑兵组成，因此该城市会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实现所付金钱的价值，尽管雇佣兵队长们耍尽花招，以免自己成为冗员；换句话说，城市需要能迅速取胜的那种武器和战术，以使军费降下来。同样，既然君主有了一支自己直接控制和支付的‘全国性’军队，他们就急于看到这支力量产生决定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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