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书一事并不能怨郭筠仙，但郭筠仙还是尽力的做了补救，在郭筠仙和英国外交部进行协商之后，英国方面同意郭筠仙和刘锡鸿可以同时觐见，但由此二人的矛盾已然等于公开化了。
刘锡鸿原本就一直在忠实的履行着李高阳给他的“任务”，这之后便更加的变本加厉，不断的给国内发去密电，说郭筠仙的不是，只是刘锡鸿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举动早就被伦郭的中土侨商领袖陈氏家族发觉，而陈廷轩在发现刘锡鸿欲致郭筠仙这位忠厚长者于死地之后，果断出手，神不知鬼不觉的结果了刘锡鸿的性命。
因刘锡鸿已死，本着中土“死者为大”、“人死万事休”的传统精神，在给朝廷的奏报中，郭筠仙并没有参劾刘锡鸿，只是详细的汇报了这一阶段的工作情况和伦敦警察厅给出的刘锡鸿的死因，并隐约的在奏折当中指出刘锡鸿的死因可能是因其“性情暴戾”、“语言陵蔑”引起了外人的仇视，以致被暗害身亡。
而郭筠仙并不知道，刘锡鸿此前对他的暗中构陷和他的那本《使西纪程》，已经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随后北京城里，参劾他的奏章，便如同雪片一般漫天飞舞起来。
首先是左都御史景廉参劾郭筠仙：
“……窃查自外洋各国公使驻京以来，无厌之请，无理之求，不一而足。总理衙门王大臣等，或正论以折，或婉言以导，不知几费经营，唇焦舌敝，必核其实在无碍大局者，方允其请，所以抚外夷而存国体也。奴才虽不尽知，而前在西路军营屡接总理衙门公函，已略悉梗概。近闻兵部侍郎郭筠仙在总理衙门，一以顺悦夷心为事，……且其平日议论，总以外国凡有所请，必须尽允，诸事方易办理为辞，启戎心而失政体，莫此为甚！”
“查郭筠仙曾奉出使外国之命，居心偏执，到外国时，遇有交涉事件，求无不允，恐于大局有碍。”
从参折内容来看，景廉的目的是反对派郭筠仙出使，要求“另简熟悉洋务大员出使外国”；理由是郭筠仙“顺悦夷心，恐误大局”，景廉的弹劾，拿捏得很有分寸，并不是反对派人出使外洋，也没有采纳出使外国是“事鬼”的说法，而是认为郭筠仙那一套办理洋务的思想主张是“媚外”，且“居心偏执，……遇有交涉事件，求无不允，恐于大局有碍”。
景廉之参是国内守旧顽固派大臣射向郭筠仙的第一支毒箭，辱骂郭筠仙的舆论也因而铺天盖地，“自京师士大夫下及乡里父老，相与痛诋之，更不复以人数”，虽然未能改变朝廷对郭筠仙的信任，但却让郭筠仙感受到了举国上下严重的虚骄之气所带来的不寒而栗！
紧接着参劾郭筠仙的，是翰林院编修何金寿：
“……窃臣近见兵部侍郎郭筠仙所撰《使西纪程》一书，侈言俄、英诸国富强，礼义信让，文字之美；又谓该国足称二霸，高掌远踞，鹰扬虎视，犹复持重而发，不似中土虚骄自张。一再称扬，种种取媚，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中尤谬者，至谓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与辽、金崛起情形绝异，逼处凭陵，智力兼胜，并不得以和论等语。我国与各国和议之成也，内外臣工痛念庚申之变，皆思卧薪尝胆，以国家自强为期，为异日复仇雪耻之地。今郭筠仙敢为此语，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我大乾无此臣子也！”
“窃思古人使于四方，原在不辱君命。今郭筠仙自知清议难容，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以自文其短，而挟以震骇朝廷，为将来见功地步。此等居心，已不可问。乃复著为书篇，摇惑天下人心。其书中立言尚恇怯如此，安望其抗节敌庭，正论不屈乎？……”
何金寿上的折子也主要是对郭筠仙《使西纪程》一书进行口诛笔伐。
《使西纪程》是郭筠仙到达伦敦后，根据总理衙门“请饬出使大臣，应将交涉事件、各国风土人情，详细记载，随时咨报”的要求，将其由上海至伦敦途中51天2万多字的日记稍加整理润色后，钞寄一份给总理衙门，“藉以传示考求洋务者。” “书中论处置洋务事宜，略有二三段，多朝廷所未闻。”
《使西纪程》出版后，激起了轩然大波，指责谩骂之声遍及京城内外。有人说他“已中洋毒”，有人指责他以“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腑！而为刻者又何心也！”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李高阳更是“大为不平，逢人诋毁”，加上景廉率先参劾郭筠仙，在此种舆论氛围下，何金寿不失时机的接着对郭筠仙发起了攻击。
从参折内容来看，何金寿所列郭筠仙的罪状主要有五：首先，指责郭筠仙一再侈言俄、英诸国富强，是为了取媚外国，“丧心失体，已堪骇异”；其次，他认为最为荒谬的是，郭大臣竟然说西洋立国也有二千年，且政教修明，智力兼胜；第三，郭筠仙的种种言行“岂止损国体而生敌心，直将隳忠臣匡济之谋，摧天下义愤之气”；第四，“故为此张大恫吓之词”，“挟以震骇朝廷”，“摇惑天下人心”，居心叵测，“我大乾无此臣子也”。 总之，“立言悖谬，失体辱国”，因此必须将《使西纪程》一书“严行毁禁，庶于世道人心尚堪补救”。在何金寿看来，他根本不相信西方会比天朝上国富裕强盛、政教修明、智力兼胜，如此夸饰西方的郭筠仙已不是大乾国臣子！何金寿果然不愧为翰林，用词之毒与出手之狠，都非常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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