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皇帝走了，但他留下的那套规矩与制度，依旧长久地指导着新朝的君臣，也约束着体制内的所有人。直到，有人冒头打破这种惯性与平衡......
少年天子刘文澎，既没有世祖皇帝的雄才大略、天命所钟，也不如太宗皇帝多年积累、坚忍不拔，实事求是地讲，他并没有把控大汉帝国这艘巨轮的稳定航行的能力，至少在继位之初，他不具备这样的手段与实力。
因此，他无法像他的祖、父一般，主动积极且迅速地树立自己的权威，在帝国上层注入自己的意志与理念。
萧规曹随，垂拱而治，做一个太平天子，未尝不是一条“康庄大道”。然而，那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在大汉帝国的君主专制体制中，皇帝拥有太强的主导权了，而帝国的政治生态中，也早已注入了“强人政治”的基因，即便是那些温文尔雅的高官儒士，在帝国权力的角斗场中厮杀起来，那也是张牙舞爪，狰狞可怖。
因此，平康时代的平静，只维持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时间里，小皇帝刘文澎高居宝座，学着、试着怎么做一个皇帝的同时，并不能完全享受作为大汉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全部权力，军国大事皆有雍熙辅臣操持，国家政令悉由政事堂发布，用那些辅臣的话来讲，天子年幼，还需读书明理识政，至于政事，自有老臣奉太宗遗诏操持。
且不提皇帝刘文澎对此作何感想，继位不久，权威不固的少年天子，对帝国那套运转成熟的机制，实则并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处于一种空拥宝器，而不知运用法门的状态。
而对这种臣权盖过君权的情势，最不能容忍的，也最先发作的，乃是升格为太后的慕容氏，也是由慕容太后，亲手打破了太宗皇帝为刘文澎构建的保驾护航的帝国上层权力格局。
平康元年七月，在慕容太后与尚书左丞慕容德丰的合谋下（实则为太后逼迫，一意孤行，慕容德丰不得不从），纠集一干朝臣，讨论“封国王就国制”的问题。
提出此议，除了针对奔丧结束后仍旧逗留京城的安南王刘文涣、林邑王刘曙、安东王刘文渊之外，最主要的，则是高居宰堂的赵、鲁二王。
这两胞弟，两皇叔，一个是十五年的中书令，一个是太傅、参知政事，在军政之间都拥有莫大的影响力，尤其是赵王刘昉，那是连太宗皇帝都一度忌惮不已的人物，何况慕容氏。
在慕容氏眼中，那些外臣掌权，都可暂时忍让，唯独不能让二王久居中枢，否则对刘文澎的皇位就是莫大威胁。而发起“就国制”的讨论，则因为二王都是有一块封地的。
刘昉的北廷王位虽然传给了世子刘文共，但在所有人的心目中，他仍旧是第一代的北廷王，那可是世祖皇帝封的，谁也夺不去。至于鲁王刘暧的封地，则是雍熙十年太宗皇帝再次启动分封，将世祖诸子都分封在南海群岛（菲律宾）、渤泥岛（加里曼丹）等新南洋商民新拓殖的地区。
只不过，封了地，没有强行赶他们出海就国，亲自经营罢了。而慕容太后要的，显然就是想将由世祖定下、太宗完善的“就国制”落实执行。
此议一出，自然引得满朝震动，都是有“法理”支撑的东西，自然各执己见。几个早早就国的封王们，虽然很想在洛阳看看热闹，但未免殃及池鱼，于当年秋便向小皇帝告辞离京了。
而作为太后主要针对对象的赵鲁二王，则在满朝的舆论压力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刘昉是主动上表请辞告老，不过北廷王他早已让给长子了，因此请求去邙山，给世祖守陵。
鲁王刘暧，则抱病，既然病了，那政事堂的差事与权柄也就让出来了，他那远在南海岛的封国也可以暂时不去。至此，慕容太后才基本满意。
平心而论，仅靠慕容太后与慕容德丰，是很难彻底压制住二王的，毕竟二王也不是泥捏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下场的势力并不少。
根本原因在于，对二王，尤其是对赵王刘昉心怀疑虑的人并不在少数。这可是世祖皇帝驾下的“四大皇子”，这个光环隔多少年拿出来说道，都是闪亮的，进入到平康时代后，就更弥足珍贵了。
这样一个身份尊贵、功勋卓着、资历深厚、名望隆重的皇叔，与公卿大臣们一起辅弼少主，带给旁人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正是由于这种潜在的共识，声势大起来的时候，方使刘昉有种满朝共弃的感。示弱退却不是刘昉的个性，只是他也是年近六旬的人了，也无意与人争，为了朝廷的安定，退一步也算是他顾全大局的选择了。
相比之下，鲁王刘暧就多少有那么一丝不不甘，只是舆情被带起来后，四哥刘昉又不肯带头出击，他也同样只能选择忍一时之气，韬光养晦。
慕容太后排黜二王的动机可以理解，手段不算高明，但终究成功了，但就此事的结果而言，一并没有让小皇帝真正掌握权柄，大汉的权力依旧由雍熙辅臣们分享着。
二则是得罪了以赵、鲁二王为首的宗室封王们。他们虽然被封得很远，但根还在大汉，他们还姓刘，是世祖皇帝的子孙，但却被视为“外人”，这显然容易让人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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