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不为人知的实战演习，组成演习的两个部分并不清楚对方的存在，他们只知道要按照预案执行。并不是所有战争都是晴朗阳光下的两军对垒，相互冲撞的骑士与震耳欲聋的火炮，信息化时代的作战方式难度不亚于正面作战，虽然明面上流出的血很少，但因为战争改变的政治同样明显，甚至要更加直观。
荷兰信号情报组织Nationale SIGINT anisatie ( NSO )隶属于国防部，但同时为军事情报和安全机构MIVD以及其民用对应机构AIVD 工作。作为一个在911恐怖袭击后成立的新组织，这个以全球反恐为目标组织的侦听站和移动单元的操作由荷兰联合信号网络单位Joint Sigint Cyber Unit （JSCU）接管，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拦截无线电和卫星通信并通过以下方式获取情报网络行动，并且与盟国的外国情报机构密切合作，其两座拦截站均设立在荷兰境内，分别用于拦截卫星通讯和高频无线电通信。
作为一个诞生自《布鲁沙协议》《英美通信情报协定》的英语国家情报组织的次级情报机构，荷兰联合信号网络单位的情报控制权并不掌握在荷兰政府手中，这个组织能够获得的情报全都是经过筛选的。再加上荷兰政府为其公民提供免费而不受限制的互联网使用权限且政府强烈反对审查，这使得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可以通过软件应用实行大规模监视与信号拦截，其公民并无隐私可言，甚至就连政客、大使馆等设施也会遭遇监听。
这样的环境同样是拥有信息战的沃土，监听与反监听，监视与反监视，拦截与反拦截的作战在不断进行，敌人的设备并不属于他们自己。当荷兰农民们开着拖拉机到市区内抗议的时候，社交媒体上不断能够煽动抗议者心中怒火的信息——由于社交媒体的大数据筛选，每一位用户的喜好都会一览无余——支持农民的平民会收到士兵打翻赠送给市民早餐的托盘和被强硬逮捕的农民照片，支持动物保护的平民会收到农民当场屠宰动物的照片。这些人在社交媒体上所能看到的特定信息无一例外全都刺激着他们的神经，而且他们的网络定位全都远离社交媒体上的“案发现场”，无法亲自进行验证。
根本就没有案发现场，所有信息都是虚假的。
现代国家依靠的是语言、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想象共同体凝结起的组织，为了容纳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并且维持稳定，自然会有不同的管理形式。然而在荷兰不存在团结，所有政治力量以左翼、右翼、基督、天主、动物保护、环保主义、多元化、农民运动等等细碎零散的政党进行分割，管理岗位、民间机构、统治机构、政党相互交错，多元化与民粹主义殊途同归。这样的国度失去殖民地之后注定无法拥有强大的实力，这群政客就是皇帝眼中的乌合之众，如果独立面对战争，很有可能会投降得比二战时面对德意志第三帝国还要快，拉托维尼亚方面根本不指望荷兰能在黑暗教团入侵时做出任何有价值的反应和有效抵抗。
当这个想象共同体消失的时候，民主协商制的现代化国家会比想象中的还要容易崩溃。但不是这一次，摄政维克多·冯·杜姆并没有打算在荷兰国会两院燃起大火。信息战的致命之处还需要隐藏，非军事手段迫使敌人归顺的行动细节还需要规划，这一次信息战部队只是小试牛刀，点起火苗之后立刻撤离并且抹去所有痕迹。
或许所有人的目光都被散发着光芒的皇帝夺走，很少有人会注意到那个斗篷下的阴影。摄政维克多·冯·杜姆是天生的阴谋家，这也是皇帝信任他的原因，因为皇帝看到了维克多·冯·杜姆真正的渴望，而他也渴望着奉献一切来达成目标。在使用者合理并可控的前提下，任何工具都可以使用，维克多·冯·杜姆就是那个可控之人。
随着有人传播这些信息并且信誓旦旦地增加目击信息和臆想，信息的可信度也越来越高。每当一个账号、一个话题被封禁之后，就会有另一个账号和话题涌现出来，以毫不讲理的方式出现在社交媒体使用者的首页，并且还有诸多新闻媒体为了剥去点击数推波助澜。当有人愿意挤过人群去往“案发现场”抗议的时候，这件事是否真实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所有人都能找到情绪发泄的出口，新的冲突立刻爆发。只需要一天，荷兰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交通、供电等设施全都瘫痪，政府职能会被无穷无尽的公文淹没。虽然已经有外国情报组织警告荷兰政府小心网络信息战，但荷兰国防部、军事情报和安全局（MIVD）、通用情报和安全局（AIVD）根本不知道敌人来自何方，自己的情报组织盟友为何无法保障自己的信息安全。
这个时候出现联合国拘留所( UNDU )停电似乎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反正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想去劫持这座监狱。因此，当Scheveningen监狱高5米的砖石墙被高温熔化出一个能够容纳车辆进出的大洞时，所有人都会感到不可思议。数枚烟雾迫击炮炮弹以极快的速度砸进监狱内部，巨量的烟雾在几秒钟内遍布整座监狱，身着虚空防护服的第一机密团士兵手持激光步枪、链锯剑以、热熔枪和等离子武器，在一片混乱中乘坐经过改装的厢式货车砸进了监狱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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