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都城的选择一定是在农耕核心区域或者便利的交通枢纽，可以运粮食及生活必须品附近。
像秦、汉、唐一个鼎盛王朝的都城长安，位于关中平原；
东周、东汉、西晋的都城洛阳位于华北平原；东吴、东晋、宋、齐、梁、陈五朝不约而同都选择的南京，则是地处江南鱼米之乡。
而唐朝的东都洛阳，因为与大运河及其支流汴河相接，因此成为中原粮仓与江淮粮仓聚合的纽带。
因此，都城首先是为粮，运粮而生，其次政权一旦能够生存，紧接着就是安全问题。说起政权的安全，主要分来自内部的威胁与外部的侵袭。
内部的威胁：中国古代从夏商周起，至元明清止，几乎每个朝代的衰落期，都会爆发内乱。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此时，全国各地会出现很多反叛者，作为政权统治者，自然需要有一个好的屏障，才能有效阻挡造反者的冲击。
体现在建都上，就是利用山川地形达到防御入侵的目的。像前面提到的长安“据百二河山之险，可以耸诸侯之望，举天下形胜所在”，利用关中平原四面环山的有利地形，在此处建都，一旦王朝危机，退守函谷关，足可与天下诸侯一战。
当然，在政权内部，还有两处天险丰饶之地，一个是划江而治的南京，另一个就是蜀道之难的成都。
不仅山高水深，而且有江淮粮仓与成都平原作为后盾，往往成为中原政权最佳的避难之所。
外部侵袭：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可以说是伴随华夏文明史相生相克。
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清朝时期，抵御草原游牧民族入侵，从来都是让各个政权头大的棘手问题。而抵御或者抗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关键点有两个：
一个是山川之险，位于长安西北不远处的河西走廊，位于燕山山脉一线的幽云十六州，都曾是中原抵御草原的最坚固屏障，当然，还是绵延万里的铁壁，万里长城。
另一个，便是养马的水草之地，因为，想要抵御游牧骑兵，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也有战马，这就不得不寻找好的养马场，而中原广大区域很少有适合养马的地方，北方的蒙古草原历代又为草原部落盘踞。
因此，中原王朝唯一适合养马之所就是位于西北的河西四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
这里是祁连山雪水滋养最为富饶的绿洲，水草丰美，最适合牧马，像张掖的山丹县在历史上就是极为重要的马场，汉武帝后来也曾在此养马，如今，这里是世界第一大军马场。
因此，秦、汉、唐几个强盛王朝都在西安定都，其中很大一个因素，也是因为河西走廊关乎王朝国运，西安距此不远，易于管理“皇家牧场”。
反观五代十国及两宋时期，因为中原王朝无法掌控牧马之地，以至屡遭北方游牧民族打击，却无还手之力。
弱宋之称，与此有莫大关联，都城变迁的规律必然与农耕文明发展变迁中的都城变化，农耕文明的迁徙路径大致是三个阶段：中原地区独大、中原江南相抗、南北大融合。
中原地区：在我国夏商周时期，由于当时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其有限，都城几乎在河南、陕西所构筑的中原地区。
比如夏的都城阳城在河南登封市，商朝中早期的都城在河南郑州市，中后期在河南安阳，西周在西安附近的丰京与镐京，东周在河南洛阳，一直延续到东汉。
中原与江南相抗：西晋末年，北方游牧入侵，中国进入五胡乱华时期，中原百姓纷纷南迁，从此以后，一次次大的迁移，逐步带动江南地区产生巨大变化，人烟稀少的江南变成人人向往的鱼米之乡。从此，南京、杭州进入统治者的视野。
南北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最大的特色，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使本来位于我国北部的洛阳变成连接南北的中心，江淮地区的钱粮经过大运河也就是通济渠运往洛阳，再由洛阳经过广通渠到达隋唐时期的长安，或者是通过运河运到汴梁。
元代至元年间，元世祖忽必烈命人在原来运河基础上，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横向运河改为以大都为中心的南北纵向大运河。
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从此，无论江南苏、杭，还是北京、天津，都可以通过漕运实现南北融通。
还有北方游牧民族带来从西北向东北方向的重心偏移，我国历史上大致有以下几个大的游牧民族入侵：分别是匈奴、突厥、契丹、金、蒙古、满清等。
而他们主要侵袭路线从西北河西走廊逐渐向幽燕地区转移，特别是草原与长白山结合处，兴起过金与满清两个强大的民族。
因此，王朝的建立也被迫从长安转向偏东的汴梁、北京，纵观历代建都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每一次建都几乎都是围绕着农业发展与内外安全这两个核心因素展开。
无论是三秦之地的咸阳、长安，还是中原腹地的洛阳、开封，或者是燕赵之地的北京，虎踞龙盘的金陵城，无一不是二者兼而有之的典范。
在很大程度上，李凌威就是想着把松州保护好，毕竟吐蕃攻城的凶险他已经经历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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