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我们全家送弟弟去插队，火车站在那一段时间内挤满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送行的亲朋好友，锣鼓喧天，口号不断，慷慨激昂，气势如海闹潮，绝没有后来一些文艺作品所描写的悲悲切切，惨不忍睹。”安叔想起往事，也许是在姜家刺激的，所以这话就滔滔不绝，“当时啊！凡是家中有学生青年的，绝少不被波及，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也无不按主席的指示，将子女送到农村去。至于部长、将军们的公子、千金更是在许多插队点出现，不足为奇。特权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丧失殆尽，何况这些人当时也没有特权。”
“当然下乡绝对无法和城里的生活相比，条件艰苦是肯定，开荒种地，面朝黄土背朝天，半个小时对于这些没有摸过土坷垃年轻人，这腰估计就受不了了。有些年轻人带着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下乡的。”安叔无奈地笑了笑道，“他们发现理想和现实是两回事！”
“这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方默南说道。
“形容的不错，可不就是这样！”安叔道。“所以啊！一听到能返城可不就想方设法的托关系返城。”
“当时条件返城很苛刻的，知青们有的自己之间结婚了，有的与当地人结婚了，有的，没有结婚但生下了私生子。结婚的不许返城，而且，只能独自返城。于是，结了婚的人离了，有孩子的，孩子被抛弃了。于是，妻离子散、于是，天各一方，于是，当地多了好多知青遗孤。一部分遗孤很幸运，有人收养，一部分遗孤，直接进了孤儿院，一部分，也许就自生自来了吧！
那可真如歌词说的是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一个，好像是多余的。”
安叔感慨道，“其实回来了，回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也是苦闷的，回城的欣喜很快又被现实的严峻所淹没了。我弟弟回来的那一年，40万的就业大军涌回了京城，一个新的名词‘待业青年’悄然诞生。工厂根本安置不了这么多人，当时没有实行合同制，工人都是终身制，父亲退休了，子女可以自动顶上去，一个工厂根本腾不出指标来安置这些待业青年。我记得每次蹬着自行车上班的时候，路过街道办就看见申请工作安置的人，站满了整个院子，队伍排到了外面。”
安叔叹息一声接着道，“许多知青把美好的青春都交给了各地的农场，千方百计回到城市以后，发现其他同龄人工作、住房什么都有了，而自己是一无所有，心理很难平衡，给当时的社会治安也带来了隐患。我弟弟当时喝醉酒了居然这样说：说如果再找不到工作，他要么自杀要么就去犯法了。可把我们给吓坏了。”
“后来呢！”熊报春好奇地问道。
方默南也好奇地看着安叔。
“后来呀！从摆茶水摊开始的……”
“令弟 肯干，当时的社会风气可不是人人都下海经商的。”方默南说道。
一个大小伙子摆茶水摊，是很掉份儿的事，很被人看不起的。
“是啊！我爹找到街道办，托关系争取到的机会，我爹以死相逼。”安说想起往事会心一笑道，“当时茶水摊就在公厕旁开张，当天赚了60元，虽然是他们俩均分的，一人三十。那小子一天挣得比我一个月的还多。”
“这么多，得这下，没有比实惠来的更好的动力了。”熊报春咋舌道。
“对啊！二分钱的茶水，一天赚了六十，你不知道当天晚上回来，我弟弟都乐傻了，一晚上抱着钱匣子，一直数，一直数。他说：他这辈子都没有看见那么钱。”
“噗嗤……”这让方默南想起姥姥第一天卖馒头赚到的钱，这是如此的可爱、傻呼呼的。
果然是皇城根儿下摆个茶水摊子都赚钱，再次感慨十几年前的钱就是好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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